原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党委书记、离休干部  许秀

　　70年前我还是一个16岁的高中学生，出于对国民党反动派腐败政府的痛恨，参加了党领导的“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的进步学生运动。后来党组织为了保护我们免遭迫害，进一步锻炼培养我们，把我们送到了浙东游击纵队，成为一名游击队员。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参加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一化三改”，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读完了大学，毕业后留在高校从事政治思想和党务工作，直至1992年离休，今年86岁了。

　　90年代末，我被推选担任离休干部党支部书记，连任了三届，80岁后主动提出卸任请求，校党委指定我担任党支部顾问，继续协助年轻同志工作。我们党支部始终坚持规范的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三会一课”制度，尤其是抓好政治学习和党性教育。针对离休干部“双高期”，党支部创新方法，采取“互动式学习”，提升学习效果。根据能预见到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活动，制定学习计划，每次学习确定一个专题并预告大家，以便自学准备。学习会上先由我主讲，时间约40分钟左右。然后大家围绕专题讨论，积极提出不同看法和补充意见，力求统一到正确认识上来。集体学习会平均两个月一次，一直坚持到今天。支部的绝大多数同志，都是企盼着每次学习会的到来。还有一位93岁的党外老同志，一直参加党支部学习会，从不缺席。

　　为了组织引导好大家学习，我首先了解大家关心的热点是什么、难点在哪里，然后有针对性的做好准备。离休以来，我每天都坚持2至4小时的政治理论学习，写读书笔记，继续学习已经成了习惯。仅十八大以来，我就写了600多篇读书笔记，写了数十篇文章或宣讲稿，大多发表在不同报刊上，多篇文章还获得全国或市级优秀征文奖。市委教育工委还授予我北京市高校“学习之星”称号。

　　党支部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成为服务型党组织。通过服务党员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排忧解难。离休干部都是高龄老人，今年，支部的28名离休干部平均已经达到88岁，失能半失能和单身独居老人逐年增加。为此，党支部不满足于老同志住院、过节走访看望，而是摸清楚每位老同志的身体心理状况、需求、家庭成员等情况，加强与老干部亲属的联系沟通，一起做好居家养老工作。如不久前党支部得知一位多年因病卧床的老同志在打听吃多少片安眠药能死，支部副书记立刻赶到她家，配合家人做好心理辅导工作，防止了意外的发生。党支部还大力提倡老同志们通过电话、网络互相沟通，有效减少了大家的孤独感。

　　多年来，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党支部工作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多次被校、市两级授予“优秀党支部”，还被中组部授予“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党支部”。

　　除了支部工作，我还积极发挥优势作用，在社会传播正能量。我认为，作为离退休干部，尤其是担任过领导职务的老同志，一定要“放下”架子，摆平心态，要想着多为社会、为身边群众做好事善事。党和人民常把我们离休干部视为党的优良传统的形象代表，我们就要时刻问问自己“能担当得起吗?”

　　我想，受过党的长期教育、有一定的革命经历、继承了一些党的优良传统，是我的政治优势。我的经验优势是从事过多年高等教育和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记得刚离休时，就有朋友来找我说，有所民办大学想邀我去当领导，待遇从优，车接车送，不用坐班。这位朋友直白地说，就是要利用我的人脉关系，办一些他们想办而办不到的事。我明确地回答他，这种事我办不了，也不能办。随后，我接受市委教育工委的推荐，到北京市高教研究所担任兼职研究员，义务参加北京高教志的编撰工作，同时完成多项调研任务。此后，我先后被聘为市老干部局工作监督员、《北京老干部》杂志特邀评刊员、市教育系统老干部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

　　十八大以后，我的活动重心转到了居住的社区、街道。我把在党支部创新的“互动式学习”移植过来，在社区课堂给党员讲党课。还通过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革命故事，向社区中学生传播党的革命传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参加社区党委创办的读书社，协助社长工作，使读书社成为社区党委开展工作的有力臂膀，被授予“先进集体”，我和多位成员被授予“最美东湖志愿者”。

　　发挥正能量，还要做个“有心人”。我和社区理发店相熟的理发师边理发边聊天，有时听到他轻信网上的谣言乱发议论，甚至说些出格的话，我就心平气和地与他们交流开导。在小区晨练时，我常带上几张废纸，见到路上的狗屎，就将其清除到路边草地里。遇到有人遛狗时自觉清理狗屎，我总会竖起大拇指点个赞，对方总会回以微笑。

　　我常告诫自己，我是个“幸存者”，是党和人民养育成长起来的，是战友们用生命换来我今天的一切。只有为党为社会多做些工作，把自己的正能量毫无保留的发挥出来，才对得起党和人民，对得起牺牲了的战友们，才能心安理得。